中国连续第三个月减持美债，持仓再创2010年6月以来新低******
澎湃新闻记者 陈佩珍
美东时间1月18日，美国财政部公布2022年11月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根据最新数据，2022年11月，日本和中国(大陆)为美国国债的前两大“债主”。2022年11月，日本结束自2022年7月开始的减持美国国债步伐，当月增持178亿美元至1.0822万亿美元。中国则连续第三个月减持美国国债，当月减持78亿美元至8700亿美元，持仓规模为2010年6月以来新低。
2022年，美联储的大幅度加息和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不过，在2022年底，日本央行突然的“鹰派”转向，让市场猜测其宽松货币政策是否会转向。
从对美债的持有量来看，日本在“奇袭”市场前的一个月，即2022年11月，对美债转为小幅增持，而在2022年10月，日本对美债的减持幅度环比收窄，在2022年9月，日本对美债一度大幅减持796亿美元。
一般来说，当美债收益率处于上行阶段，投资者会倾向于减持美债资产以降低资产损失，当美债收益率下行时再增持。在2022年11月10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10月通胀数据超预期回落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就进入总体下行趋势阶段，此前因为美联储较为“鹰派”加息曾一路高涨。
当时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22年10月CPI同比增长7.7%，低于市场预期，前值为8.2%。
从中国大陆来看，去年5月，中国所持美债环比减少226亿美元至9808亿美元，为2010年5月以来首次持仓不足1万亿美元。在2022年7月、8月小幅增持后，9月、10月、11月，中国均在减持美债。
从全年来看，2022年年初，日本和中国所持美债分别为1.3031万亿美元、1.0601万亿美元；截止到2022年11月，日本和中国所持美债分别较年初降低2209亿美元和1901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在官网披露的11月国际资本数据内容显示，11月份外国对美国长期、短期证券和银行流水的净买入额为2131亿美元。其中，外国私人净流入为2127亿美元，外国官方净流入为4亿美元。
11月，外国居民增持了长期美国证券，净买入1406亿美元。外国私人投资者净买入1528亿美元，而外国官方机构净卖出122亿美元。美国居民减少了长期外国证券的持有量，净抛售了309亿美元。
若将国际长期证券和美国长期证券均考虑在内，外国对长期证券的净买入为1715亿美元。在计入调整因素后，比如对未记录的美国资产支持证券向外国投资者支付的本金的估计，11月份外国净购买入估计为1652亿美元。
外国居民持有的美国国债增加了47亿美元。外国居民持有的所有以美元计价的短期美国证券和其他托管负债减少了10亿美元。银行对外国居民以美元计价的净负债增加了490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下一次将发布2022年12月的财政部国际资本(TIC)数据，定于2023年2月15日。
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在联合国马德里气候大会举行******
边会现场讨论环节。 王健龙 摄
中新网马德里12月10日电 马德里当地时间9日，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联合国马德里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融通气候与健康传播等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讨论。
此次边会由中国新闻社、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这也是中国新闻社连续第七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举办该主题边会。
本次边会由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综合部副主任张志强主持主题发言、中新社经济部记者夏宾主持圆桌讨论。
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副司长孙桢。夏宾 摄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副司长孙桢在致辞中表示，做好气候传播必须认清气候传播本身的特点，其大环境与其他传播不同，气候问题对于老百姓来说很难以从切身感受得到系统认识。低碳行动和能源转型的难度较大，对于传播工作也带来一定困难。
同时应注意到气候传播的国际合作也存在困难，各方在传播时难免带有自己的利益，这其中的传播就变得不那么容易把握。
下一步气候传播应该怎么做？孙桢表示，首先，要做气候传播过程中必须意识到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其次，讲清楚适应气候变化的故事、讲清楚气候变化的灾害，加强采取行动的紧迫性；第三，做好信息的传达工作，把做气候传播的身段放下来，回到好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夏宾 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表示，过去十年，中国的气候传播从零开始，逐渐成长。未来要学习借鉴国外经验，总结气候传播规律，打造气候传播工具箱，更好地指导气候传播各行为主体做好气候传播，并面向中小学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开展气候传播教育。
印度地球政策中心主席拉杰德拉·山地。夏宾 摄印度地球政策中心主席拉杰德拉·山地认为，当前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紧迫感的认识实在不够。
“图片分析没有用、预测没有用、过去和现在的图片对比没有用、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的照片没有用，所有东西都不能让人们警醒起来。”他呼吁，每个人都不能事不关己地坐着，必须站起来去对应气候变化。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副校长黄南松。夏宾 摄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副校长黄南松认为，气候变化并没有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这是人们不愿意采取措施的一个主要因素。温室气体排放是工业发展的伴随结果之一，过去的人们并没有预料到未来会产生如此的严重后果。一些民众倾向于利用这场危机的原因和后果的不确定性，产生“过度乐观”的态度。
他还指出，许多人认为气候变化是潜在的、遥远的。2018年，一项关于公共政策优先事项的研究中，大多数人认为恐怖主义，教育和经济等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分别有73%、72%和71%的人认为是最重要的议题，而气候变化在名单上的优先级接近最低，只有46%的人认可它的重要性。
“看不到明显成果、缺乏成就感的情况下，坚持采取行动缓解气候变化是非常困难的。”黄南松说。
世界银行碳市场和创新部门项目经理普提。夏宾 摄世界银行碳市场和创新部门项目经理普提谈到了传播碳定价的重要性。他指出，关键利益相关者快速成为政策支持倡导者，同时获取了对政策的宝贵反馈，在预期和效益的推动下，传播碳定价愈加重要。
能源基金会传播总监荆卉。夏宾 摄如何走向低碳生活，能源基金会传播总监荆卉指出，可通过减少浪费型消费、选择高能效产品及寻求转化模式来实现。
在传播低碳生活方式上，荆卉建议，建立“低碳消费”、“高品质美好生活”和“可持续增长”的关联；把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费与人们对当下的关注点相结合，聚焦“此时此刻”；基于价值观进行信息设计，尊重利益诉求，提供能够满足利益诉求的低碳选择；传播具体的、系统性的行为指导；把握有理性更有温度同时贴近生活、时尚、共创的调性。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气候应对处副处长张嫄。 夏宾 摄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气候应对处副处长张嫄指出，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低碳发展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价值和意义的内涵也是丰富和多方面的。不同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机构、个人，在不同的参与环境中，如所处不同的发展阶段、要解决的排放问题以及减排的路径选择，对公众参与会产生不同的需求，因而采取不同的目标导向和政策工具，导致相应的行为表现和效果也不尽相同。
“因此，从强化公众低碳意识、理念到采取具体行动，国内外不同城市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低碳发展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张嫄说。
守望地球理事会理事长谌良仲。夏宾 摄守望地球理事会理事长谌良仲表示，保护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基于科学和经济上可行的方案，而制定科学和经济上可行的方案，必须基于长期的野外监测的基础数据。野外科研和监测，贵在长期坚持，而野外监测的现场第一手数据的采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既耗时，又昂贵。公众科研为业余科学爱好者找到贡献自身力量的途径，为科学研究动员了大批承担日常基础工作的人手，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解决思路和一定程度的资金支持。
深圳标新科普研究院理事长陈素平。夏宾 摄深圳标新科普研究院理事长陈素平说，提高气候传播要增强公众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关注，可通过推动气候变化领域知识的传播、增强全社会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关注。
在圆桌讨论环节，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中国项目总监刘强、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项目主管王彬彬、广西大学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吴海荣、绿色创新发展中心运营总监汪燕辉、美国环保协会多边气候战略主任兼首席顾问AlexHanafi对中国气候传播的效果、中国气候传播的经验及学校、媒体、政府如何联手进行气候传播等热点议题进行了探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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