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天鹰”飞出胜战新航迹******

　　隆冬时节，西北大漠。西部战区空军某基地所属无人机团的一架无人机结束训练准备返航时，突然接到上级“前出查证不明空情”命令。数百公里外的地面站，飞行员和保障人员按照预案迅速进入方舱，接管无人机操控，并将实时画面传回上级指挥所。这一幕训战快速转换的场景，让正在该团采访的记者感受到浓浓的战味。

　　该团领导告诉记者，作为新质作战力量，他们充分发挥无人机在空时间长、飞行油耗低、通联能力强等特点，不断提高人装结合效能，着力将机型优势转化为胜战优势。

　　保障方舱内，记者见到刚结束飞行训练的该团大队长马龙。今年是他改飞无人机的第十年。为实现从“能飞”到“能战”的跨越，十年来，他和战友操控无人机飞越沙漠戈壁、雪山海岛，为打造“临机召唤，召唤即打击”的“大漠天鹰”一路换羽高飞。在一次次跨战区、跨军种的联演联训中，他和战友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以往，我们只在演习初期执行一些侦察任务。如今，无人机往往最早起飞、最晚降落，在高强度对抗中担负越来越重的任务。”

　　那次与某特战旅进行联合演练，该团无人机盘旋高空，将信息数据传递到地面单兵数字终端，帮助渗透作战的特战队员规划路线、实时预警，并随时准备提供空中火力支援。

　　与航空兵某旅开展协同突防突击演练时，该团无人机先期投入战场标定目标位置，提高侦察效率。友军战机发射制导弹药快速返航后，无人机抵近评估毁伤效果，并对残余目标进行补充打击。

　　在多兵种立体攻防演练时，该团无人机组成空中突击队，以最小代价探明“敌”防御漏洞、消耗“敌”防空火力，精准打击高价值目标……

　　面对演训场上取得的一次次进步，这支新质作战力量的官兵没有丝毫自满。记者在该团“军情研究室”看到，参谋长正在研究如何通过与友邻单位密切协同，提高链路抗干扰能力。“要以新质作战力量‘点’的突破，带动整个作战体系打赢能力的提高。”他告诉记者，未来战场，无人作战力量只有在体系支撑下才能释放最大作战效能。为此，他们将无人机纳入基地常态化体系训练，在与异型机及地面部队对抗演练中锤炼实战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该团领导说，随着无人机应用日渐广泛，只有更加积极主动谋战研战，探索创新作战理念、训练模式，才能更好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

　　记者采访过程中，远处机场不时传来阵阵无人机引擎的轰鸣声。十年潜心砺翅，利剑扬威沙场。这支新质作战力量乘风奋飞，必将在无人作战领域飞出崭新胜战航迹。(解放军报 记者 马嘉隆 通讯员 葛乐晨 柯长江)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